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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几位大厂的前同事聊天，有种感受是互联网没有前几年那么香了，尤其最近2年，裁员的特别厉害。
有些公司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并提供补偿，有的则给每个部门分配裁员比例，还有的通过频繁调整业务方向，借机开启一轮又一轮的\"优化\"。据统计，2024年约有15万大厂员工被裁，到了2025年，这种影响更是扩散到其他行业，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受到了波及。
甚至在国外也不能幸免，有被公司派遣到海外的，还没在当地扎根，因为公司业务调整，本地团队就地解散，各自打道回府，不得不重新回国再找机会。
还有几位刚毕业的朋友，海外硕士两年，实在凑不到移民分数，留不下来，最后回国了连个正经的实习都很难找，颇有些日本\"冰河一代\"的即视感。
每每聊起这个话题，两杯酒进肚，就会感叹\"生不逢时\"，赶上了AI时代，学校里还没开设这门课就被淘汰了。于是有些人拼了命开始学习AI技术（包括我自己），AI相关的公众号、号、小红书关注了几十个，每天被各种应用、模型和论文信息轰炸，试图追上迭代速度比翻书还要快的AI技术革命。
正是这样一群“拥抱技术”的人当中，有些人开始怀疑：
技术进步，是不是也有代价？如果有，那应该由谁来承担？
听起来像是这个时代的新问题。但其实，两百年前，就有一群人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而且比我们更激烈、更彻底。
他们砸掉了那些取代他们工作的机器，偷偷在夜里集结，戴上面具，发出带有死亡威胁的宣言。
他们是卢德派。一群对\"进步\"提出\"质疑\"的人。
一、被曲解的卢德运动
两百年前的英国诺丁汉，夜晚有些躁动不安。一群工人悄悄聚集在阴冷的山坡上。他们戴着面具，脸上涂满煤灰，手里紧握着斧头和铁锤。在黑暗中，他们如军队般快速行动，目标很明确：摧毁那些抢走他们工作和尊严的机器。
这群人称自己为卢德派(The Luddites)，以织袜机学徒内德·卢德为象征人物。但事实上，卢德本人的初衷和这些工人们并不相通：
据考证，1811年11月到12月期间，《诺丁汉评论》多次报道了卢德的事迹。
卢德曾是莱斯特郡的一名学徒，他痛恨织袜机带来的束缚(原文是Confinement)——我猜测这不仅是身体被牢牢困在固定的位置上，思想上也因单调重复的劳动而压抑不已。作为学徒，卢德的工作表现不佳， 他的师傅向地方官员投诉，官员认为鞭刑可以纠正卢德的态度。然而，这种惩罚非但没有让他服从，反而促使他愤怒地举起铁锤，彻底砸毁了那台夺走了他“自由”的机器。此次事件让卢德名声大噪。
1811年12月20日，《诺丁汉评论》（The Nottingham Review）刊载了有关内德·卢德的报道。Image source: Brian Merchant, 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
然而以他的名字进行抗争的纺织工人们，实际上可能出于不同的担忧：机械织机的引入意味着技能要求的降低，让没有专业技能的人也能操作。实际数据显示，在1796年到1828年间，由于机械的引入，生产一匹宽幅毛呢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75%——原来需要雇佣四个专业工匠干的活，现在只需要一个人操作机器就行了。这不仅威胁到了熟练纺织工的生计，更否定了他们作为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卢德因为砸毁机器的事迹被报道，激发了更多纺织工人起来抗争，破坏那些威胁到他们职业尊严的机器，卢德的名字也成为了一个象征。
这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写照，自动化织机和纺纱机迅速普及，机械化带来了生产力的爆发，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十倍。但也严重压缩了传统技工的生存空间。这些工人曾拥有世代传承的手工技艺，收入稳定性原本高于看天吃饭的农民。可随着工厂主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他们的手艺很快变得廉价。
这样的生产力变革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是多元的：
一方面，原本生活较为富足的技工阶层快速“中产返贫”，他们发起卢德运动，试图对抗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大量没有专业技能的人进入工厂，从事重复单调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自己的境况也随着竞争加剧逐渐变得恶劣。最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走上了反抗之路，成为卢德运动的一员。只有工厂主从中积累巨额财富。他们大规模采购机器，兴建工厂，雇佣廉价劳动力甚至童工，剥削劳动剩余价值。
工业革命后，随着机械的普及，工厂主大规模雇佣童工，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Picture: Young boys working in a thread-spinning mill in Macon, Georgia, 1909.
需要注意的是，卢德派并非天生崇尚暴力。在起初，他们多次通过公开示威、联名请愿、致信工厂主和当时的政府官员的方式，表达机械化给他们带来的困境。他们多次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实施行业管理法规，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为此收集了成千上万名工人的签名，派出代表前往伦敦上书。然而，他们的请求大多被权贵阶层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与重视。
卢德派试图和平对话却屡次碰壁，工人们的生存危机日益紧迫，暴力似乎成为了他们仅存的选择。即便是最初主张和平的人，最终也成了破坏性行动的一员。一批又一批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工人，决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不满：砸毁机器。
在1811年到1816年间，他们定期组织秘密集会，有计划地袭击机器密集的工厂和作坊。在寒冷的夜晚，一群群工人们聚集在一起，有时是破旧酒馆的后院，有时是城外的小路上。寒风中他们排成队列，其中一人扛着他们标志性的大铁锤\"伊诺克\"，向工厂悄悄逼近。这种行动被称为\"机械破坏运动\"。
面对卢德派的武力反抗，工厂主组建了\"镇压暴动委员会\"（Committee for Suppressing the Outrages），秘密监视并抓捕破坏机器的工人，同时向政府寻求援助。英国政府面对工厂主的诉求迅速作出反应，起初动用地方民兵和骑兵，但随着骚乱升级，1812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破坏织袜机法案》（Destruction of Stocking Frames, etc. Act 1812），将破坏机器定为死罪。
这一强硬措施进一步激怒了卢德派。1812年4月，参与镇压暴动任务的工厂主威廉·霍斯福尔被卢德派成员暗杀，政府随即升级举措，将卢德运动定性为严重叛乱，大规模逮捕和死刑相继而至。
然而，这种镇压手段并未能立刻平息骚乱，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随后几年间，卢德运动在英格兰工业区持续蔓延，许多人被处以死刑和流放，直到1816年才逐渐被完全镇压。
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国工业迅猛发展，工厂主们迅速崛起成为社会中的富裕阶级，而工人们的处境却并没有立即改善。直到距离卢德运动首次爆发 20 年后的1833年《工厂法》（Factory Acts）的出台，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女工的工作条件才开始改善。1871年，《工会法》（Trade Union Act）通过，工人终于得以合法地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卢德运动抵制的不是科技进步本身。卢德派真正对抗的，是机械化导致的分配逻辑：传统手工匠群体历经时代传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去研习手工纺织的技艺，他们质疑科技带来的好处，为什么落入少数掌控资本的人手中？
二、白领打工人的困境
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AI技术作为一项通用技术的影响力不亚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浪潮。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在向科技平权方向迈出新的一步，挑战既有的工作模式，重塑各行各业中知识工作者的参与方式。
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概念由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59年《明日的地标》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描述了从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1920年代所述的传统\"白领\"到现代信息经济的演变过程。知识工作者是指运用高级知识和分析能力来开发产品或服务的专业人士，标志着社会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信息处理为主的转变。
面对这样的变革，两百年前的卢德运动对于当今社会中的主我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老板们：和200年前的工厂主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和人类文明史中的每个时代的精英阶级一样，他们掌握生产要素，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优势试图巩固自身在社会地位中的主导地位。新兴行业的白领打工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凭借优秀的认知能力而获得高收入地位的知识工作者可以类比19世纪的新兴工人阶级。但随着AI技术在人类最引以为豪的认知能力维度上的突破，这些工作者逐渐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老板们用AI取代，工作前景每况愈下。在AI技术暴露度高且高薪的职业（如数据分析师、金融、计算机从业者等）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传统知识工作职业，如律师、医生等：这个群体可以类比传统手工匠，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因财富积累而拥有一定影响力，能够通过游说立法的方式，以AI的不可解释性、安全风险为由，保护自己细分产业的利益。还有一部分人通过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从手工匠转变为雇佣者，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带来的效率优势，完成阶级转变，成为工厂主群体。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如道德底线或对传统\"工匠精神\"的信仰，成为了反抗技术变革的新卢德运动群体一员，甚至会利用共同的敌人作为价值观，煽动更多打工人加入反抗思潮。不会被AI影响生计的人群，理论上这个群体因为科技平权可以更好更低廉得享受到AI技术带来的便利性。但情况似乎也没那么乐观，因为AI革命和工业革命有个根本区别：AI加上机器，几乎能替代所有的基础工作。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还有哪些工作，能真正独立于AI之外？恐怕没几个。最后，还有卢德本人，一个不满于身体和思想束缚的学徒，在认清所学无用后选择放弃。不知今日的大学生，是否也对某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会产生同样的质疑—反正我学了半天还不如AI发展的速度快，还学它干嘛？
如果参考工业革命，可以预见的是，AI技术的发展将在短期内造成某些行业的剧烈动荡和就业危机，部分工作者可能会经历类似于卢德运动时期工人的困境，面临技能贬值和收入下降的冲击。
三、如果AI全面取代人类工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AI可能取代大量人类工作岗位时，普通人将如何维持生计？这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假设，而是专家们正在认真讨论的现实问题。
有一部分专家推崇全民基本收入机制（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UBI是指不论个人收入多少，向所有公民提供定期、无条件的资金支持。其目的是给予人们在工作间转换、培训新技能、提供照顾或从事创意活动的自由和安全保障。这个想法最早由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提出，此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讨论和试验，成为应对技术变革、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挑战的重要议题。
马斯克早在2018年就明确表示：\"如果人工智能接管大多数人类工作，全民基本收入UBI将成为必要。\"
UBI听起来很美好，但问题也显而易见。UBI的批评者担忧，无条件获得收入可能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有生产能力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下降，进而更加影响整体经济活力，导致失业问题更加加剧。这种担忧被称为\"劳动诱因减弱\"（work disincentive）。
最近有一项名为\"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的柏林非营利组织主导的实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有趣的反证：即使人们获得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他们也很可能继续全职工作。
德国实验跟踪了122名参与者三年的情况。从2021年6月至2024年5月，这些参与者每月无条件获得1,200欧元（约1,365美元）的基本收入。
实验的具体发现包括：
UBI 并没有减少工作：实验组平均每周工作40小时，与未获得额外收入的对照组完全相同。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教授Susann Fiedler在该研究报告上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人们喜欢无所事事。\"UBI 增强了经济活动的安全感：基本收入提供了财务缓冲，让参与者能够在工作生活中承担良好风险并避免不良风险。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更有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创业、更换工作或接受进一步教育。获得基本收入的参与者比对照组更有可能换工作或报名接受进一步教育，并且他们主观上反馈工作满意度更高。UBI 改善了心理健康和自主权：基本收入接受者报告感觉他们的生活\"更有价值和意义\"，心理健康明显改善。特别是女性参与者，她们反馈在生活中感受到更强的自主权。尽管工作时间与以前相同，但她们感觉一天中有更多时间用于睡眠、志愿服务和与亲人共度时光。
“我的基本收入”研究发现提供UBI并不会减少经济活动，反而会改善健康结果。Source: Mein Grundeinkommen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Matthew Johnson表示：\"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和其他人长期以来提出的判断：没有证据表明基本收入会减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活动。相反，它给予工作者经济安全感，让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德国并非唯一探索UBI的国家，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分红制度设立于1976年，州政府将石油资源收入的一部分划入基金，并每年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等额分红，这被视为最接近纯粹全民基本收入的现有实践之一。加州斯托克顿2019年启动实验每月向选定居民发放500美元。芬兰也在2017-2018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UBI试验，为未就业公民每月发放560欧元。这些实践结论和德国的实验类似——UBI不仅改善了受助者的经济状况，还带来了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度的提升，并未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
四、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
随着AI技术进步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传统的\"相对过剩人口\"正在演变为\"绝对过剩人口\"，\"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斯坦福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诺奖得主迈克尔·（Michael Spence）和麻省理工学院首席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十年前提出自动化会导致人类社会进入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其核心改变是
生产要素中，人类贡献的体力和智力部分会被机器取代，稀缺的部分不再是普通劳动力或普通资本，而是能够创新和创造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的\"思想（idea）\"。由于数字技术使想法能够以几乎零成本复制并瞬间传播，少数拥有好思想的人价值大增，形成一个新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而普通劳动者将继续承受这些变化带来的失业冲击。
In the future, Ideas will be the real scarce inputs—scarcer than both labor and capital.— New World Order: Labor, Capital, and Ideas in the Power Law Economy by Erik Brynjolfsson, Andrew McAfee, and Michael Spence
面对潜在的大规模失业，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够亲眼见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实现，这将重新定义每个人工作的意义。
正如德国实验提供的初步证据表明，当人们拥有基本收入，\"不需要工作\"时，这不仅不会削弱工作积极性，还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和个人健康效益。
为了进一步避免\"吃大锅饭\"的问题，牛津大学的学者丹尼尔·萨斯金（Daniel Susskind）基于UBI基本收入的概念，在其著作《没有工作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ork)中进一步提出了\"有条件的基本收入\"(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CBI)概念，与UBI不同，CBI仅提供给特定群体，并附带明确的贡献要求。萨斯金认为，在工作减少的未来，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将面临挑战，仅解决物质分配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以非经济的方式\"回馈社会\"，如文化创作、照顾他人或教育下一代，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超越仅凭收入多寡作为衡量指标。
如果你读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有了一些思考，扪心自问，以下几个问题是否已经在你心中有了答案：
假如未来所有人都“被失业”了，而且不需要担心物质生活问题，你还会选择去工作吗？
如果不工作，那你会考虑以什么方式回馈社会吗？
你觉得这个未来离我们还有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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