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配资炒股开户网站周天勇谈标准与扭曲比较：揭开渐进转轨经济运行规律的面纱

　　来源：天勇谈经济证券配资炒股开户网站

　　笔者在2025年《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了“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一文，文章很长，20000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并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扩展，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天发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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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如一些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0%，农业就业比率下降为10%，居民收入水平占GDP比例为60%左右，居民消费占GDP65%左右；而中国目前的这些指标比例分别为 66%、24%、47% 和 43%。还如，2024 年非竞争性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为 1.11% 却仍在运转，而非国有企业因考虑财务成本若低于4.5%有破产风险而会及时止损；国有经济和农村城郊中，土地和住宅的闲置率高达35%到50%，而非国有经济土地利用率一般在95%以上，城镇居民住宅要么居住，要么出租，要么急于出售。但是，人们、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似乎熟视而无睹，没有去深究。

　　从数理上揭示渐进转轨经济的运转规律，揭开其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体系面纱，需要从这些熟视无睹的数据比较入手。我们将未干预人口生育和流动、土地收入分配、房屋建设及供给渠道的国家，且建立了竞争主体中性原则和现代转移支付体制等国家的上述数据，归为政府没有干预和市场经济的标准值。反之，将实行了计划生育、户籍管理、土地行政征收、垄断出让、土地长租一次收取财政、高税费、高积累低消费、非竞争企业比例大、财政对居民转移支付水平较低等上述数据，归为计划行政体制政府干预的扭曲值。

　　体制差值变量，实际就是竞争性领域资源分布比例及使用效果和非竞争性领域资源分布比例及使用效果之差。前文中（1.1）和（1.2）式中的如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非金融企业资产利润率等标准值和扭曲值，国内可以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国外可以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网站的数据中获得。我们这里定义为规则性的标准值和扭曲值。还有一种是如国有行政、事业和企业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布比例和输出状态标准值和扭曲值，我们在常态性的国内外官网数据库中无法获得，但它们又是计算国民经济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变量。需要对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领域的分布和状态数据，通过用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的方式获得，据其计算这些流量的体制闸板面积。我们将其定义为非规则性标准值和扭曲值。

　　对于连续体制变量，无论是规则性的，还是非规则性的标准值和扭曲值，二者相减，即为生产要素和需求潜能方面的体制扭曲性差值变量。

　　然而，由于在计划行政和市场调节体系中，土地房屋实际上是一个禁止和允许的二元结构，因此在土地房屋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分布和价格状态标准值和扭曲值，并不是连续变量，而是一对0和1的绝对差分变量，因此其差值，也是完全放开为1和完全禁止为0。

　　从上述分布比例和效率效用状态的分析，可以求出竞争性领域标准值和非竞争领域扭曲值之间一般性的体制差值，从生产要素流量方面，它代表了因计划行政体制的安排，未能流动配置的生产要素占总生产要素的比例；而从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状态方面，它代表了与竞争性状态相比，计划行政安排的经济主体未能转换出来的生产和需求流量。这一部分中阐述的是，作为经济运行系统的一种计划行政安排，我们可以从生产要素及其产出流量，以及资产是否允许交易，发现影响资源输入分布和资源输出状态的可以量化并用以计算的体制闸板和开关变量。发现体制变量，需要数学方法、经济学学理和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渐进转轨经济分析中体制不能变量化这一难题。然而，各个不同的体制性闸板和开关变量，如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并不是同质性的经济因素；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与作为资产溢值的土地和房屋，它们贡献经济增长的功能也不相同；而投入产出、分配收入和支出需求的变量，各自运行的领域也有所区别。因此，这里笔者想说明的只是体制可以变量化，但作为异质的内生闸板和开关变量，一定要与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布比例变量和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状态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组合成计算模型，才能科学地计算体制变动内生影响国民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的因果关系。

　　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不同的是，从法定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原则讲，通过标准和扭曲比较值计算出的体制性的闸板和开关变量没有价格。在公开的信息和公众调查的抽样统计上，无法表达闸板和开关私下价格之间，以及体制变量私下价格与流动实体变量透明价格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也使差值变量影响经济分析的过程并不复杂。然而，闸板和开关实际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和行政禁止和许可的功能。安排和使用闸板和开关的权力者，可以将其在某种程度上交易给需要变通通过审批和许可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观地创造了给权力拥有者诸多的寻租机会。具体实施的公务人员，有可能利用权力寻租，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因此，审批许可在需要办理与提供办理之间存在着私下但不透明和不规则的价格。这导致国民经济增加值与收入分配之间，可能会存在算不清楚的一些误差。王小鲁在统计核算和数额规模方面，对此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